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tiktok 新疆和新疆tiktok可以使用吗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tiktok 新疆以及新疆tiktok可以使用吗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新疆tiktok可以使用吗
不可以。tiktok屏蔽了国内运营商SIM卡，tiktok不能在国内使用，因此新疆的也是不可以使用。TikTok由字节跳动孵化，创始人张一鸣，该软件于2016年9月上线，是一个专注年轻人音乐短视频社区平台。
魏德:美国制裁越来越随意,中企反击之战怎么打
【采访/观察者网张广凯】
蚂蚁集团上市之路，出人意料的艰难。在中国官方突然叫停之前，实际上早在10月初，就有消息称，白宫内部已经讨论了将其加入实体清单的可能性。
但与蚂蚁已经几乎垄断国内市场，中国基于现实的风险防控因素进行审慎管理不同，蚂蚁目前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还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早早发出制裁威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
美国制裁中兴、华为，理由是它们违规同伊朗做生意，试图打一场事实层面的战争。美国制裁TikTok，因为它占领了美国市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这两点在蚂蚁身上都不满足。你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也没有威胁美国市场，仅仅是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就可能遭受美国制裁？
而蚂蚁上市计划暂缓后，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也搁置了将蚂蚁集团列入黑名单的计划。据其中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导致特朗普搁置该计划的因素包括不想在大选前跟华尔街对抗，以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
然而中美之间的博弈并不会随大选而落幕。美国政府为什么可以越来越随意地挥动制裁大棒？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反击？观察者网专访了高博金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律师魏德（WadeWeems）。高博金律师事务所曾代表福建晋华等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制裁。
高博金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律师魏德
观察者网：彭博社报道称，白宫最近讨论了蚂蚁集团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其实蚂蚁集团目前在美国的业务非常少，即使制裁发生，对它的影响有多大？
魏德：现在制裁还没有发生，因此我们也不知道所谓的白宫讨论，到底涉及了哪些可能的理由。不过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蚂蚁金服可能会被加入实体清单。
被加入实体清单，意味着企业将不能够获得任何以美国为来源的出口，包括美国生产的产品、美国的科技、美国的软件等等。而且清单的限制范围是广泛的，不仅仅是直接销售，经由其它国家的二次、三次销售它一样要管。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产品、软件、技术，都不能够被转移给清单上的任何一个实体。
所以蚂蚁虽然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比较小，但它只要用到了美国的产品，就会受到影响。蚂蚁依赖美国产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将会决定美国潜在禁令的影响程度。
观察者网：美国潜在制裁的理由是蚂蚁集团可能垄断全球数字支付体系，掌握美国金融信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既然蚂蚁集团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还几乎为零，上述指控是不是过于牵强、随意？有什么法律依据呢？
魏德：采用实体清单这种工具，对美国政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相对来讲，将外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的标准比较低，不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的认定，行政机关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
有时候美国政府做出一个制裁决定，也不一定只从制裁的经济效果来考虑。有时候美国政府知道一些被制裁企业可能并不那么依赖于美国的出口产品，但仍然要做出一个放到实体清单上的决定，因为这会产生一些象征性的意义。
比如最近美国也曾把新疆的若干家企业放到实体清单上。有一些新疆企业，比如说普通的纺织企业，和美国并没有多么密切的往来，也不依赖于美国的原料和设备。它们被放到实体清单上，实际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美国政府还依然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些政治立场。
只有当蚂蚁真的被放到实体清单上，我们才能看到美国政府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是“可能垄断全球支付体系”这样的理由的话，会是比较新颖的。
观察者网：其实近期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已经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蚂蚁集团并不是孤例？
魏德：我们也认为，最近几年来美国的贸易制裁有了一些新的趋势。第一种情况是，美国政府在施展贸易制裁的时候，把过去已有工具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比如我们刚刚说的国家安全问题。
福建晋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将福建晋华加入实体清单的时候，一段时间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晋华原本和美光有知识产权纠纷，被美光起诉窃取商业秘密。所以我们只能理解为，窃取商业秘密可能也和国家安全是有关系的。现在，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似乎是越来越宽泛了，有关机关可以较为宽泛地把很多东西都定义成危害国家安全。如果真像你所说，垄断全球支付体系也算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也是比较新颖的定义。
另外，美国也开发出了一些新的贸易制裁手段和工具。比如说用人权作为理由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是以前很罕见的，现在才开始大量出现的理由。
观察者网：确实像您所说，在国家安全的定义上，美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它认为窃取商业秘密是威胁了我的国家安全，就可以把你加入实体清单。那么这个行政上的自由裁量权，会不会受到司法系统制约呢？法院能不能判定政府的裁量是错误的，从而叫停制裁？
魏德：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美国，管制贸易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国会的。国会把其中一部分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这特别表现在跟外国打交道的领域上，比如对外贸易、外交事务等等。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权力，就是被国会授予到了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内，主要有两个机构在行使这项权力。一个是商务部，它主要负责货物的流动，也就是跟商品出口有关的事项。另外一部分权力属于财政部，它负责实施经济制裁。在这两项事务上，它们都有来自国会的授权。在这些授权下，它们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司法审查。
不受司法审查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说，它们每一个决定的事实部分，或者说决定的实体部分，一般是不受法院审查的。比如说一个公司想要直接去挑战一个行政机关的决定，说它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它的理论根基是错误的，这些是比较困难的，法院一般都不予听取。这些决定本身，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法院无法干涉。
在什么情况下，法院可以听取对美国行政机关的诉讼呢？主要是存在程序性问题的时候。比如在案件的处理机制上，政府应该召开听证会，允许我提交某些证据材料，或者在某一些程序上，应该给出合理的通知，让我有答辩机会。如果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要求救济。这是一般的情况。
当然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并不能直接攻击这个决定本身，但是如果这个决定造成的附带后果，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法院也可以介入。
一旦行政机关把国会给它的权力过度扩张，就可能和美国法律的其它要求发生冲突。微信和TikTok的有关诉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诉讼中，相关企业不能说美国政府决定制裁它们的理由是错的，但是它们可以提出，基于政府所主张的理由所做的制裁，会导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受到过分的侵害。因此法院就要做出裁量，政府是不是可以施加这个制裁。
另外还有一些可行的方法，比如在涉及到人权的制裁上，美国政府对企业进行指控的基础，往往只是一些NGO提出的报告。这些企业就可以去攻击报告本身，被美国政府用作根据的报告，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企业要求出具这个报告的NGO，去改变报告的内容，澄清说具体的某一家企业其实没有问题。
观察者网：高博金也曾经帮助过晋华对制裁进行上诉，在这类案件中，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魏德：一般来讲，当企业遭到美国制裁，我们可以先尝试跟美国政府进行一些沟通，理解它们制裁的真实目的，再寻求改变对方决定的办法。
当然，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现在中国企业想要在华盛顿寻求这样的对话，对方是不太有兴趣的。这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美国政府施加制裁的时候，目的只是要去改变外国企业的某些让美国不喜欢的做法。它把制裁当做一个筹码，要跟你谈判，说我不喜欢你的某些做法，如果无法改变，我就要制裁你。这时企业就有机会去跟美国有关部门讨论，怎么做才能打消美国对于国家安全或者其它方面的顾虑。
一个例子就是中兴通讯。美国把中兴列入实体清单，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中兴坐到谈判桌上，解决它在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刑事和民事诉讼。当中兴开始在官司中妥协时，就被从实体清单上被移除了。
这是长期以来，实体清单最常规的使用方法，美国政府实施制裁，是为了跟其它部门协同合作，迫使美国执法行动中涉及的外国企业去谈判，去和解。
尤其是2018年，美国司法部出台了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成为工作重点。美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跟其它部门进行配合。
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这个谈判过程是不存在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的谈判请求，基本不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被制裁之后该怎么办呢？它必须要想方设法地让美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办法是来打一场诉讼，在诉讼这个场域下，政府是必须要回应的。这样一来双方也变换了交战的场地，有了一个更好的博弈平台。这是一个基本策略。
观察者网：还是以晋华为例，美光对晋华的窃取商业秘密指控是否站得住脚？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性目的，是把中国整个国家作为打压目标？
魏德：政治层面，我没法评论。但福建晋华的案子，也能够彰显出一个趋势：在面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企业不能够孤立地把它作为一个知识产权问题来看待，而应该考虑这样的纠纷是否会引发一系列可能的市场方面的风险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或者是反垄断，甚至国家安全。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有前瞻性的预估，需要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应对策略。
观察者网：哪些类型的中国企业更容易遭到美国的制裁？
第二个方面，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理由，美国政府采取的制裁或者管制手段是不同的。公司还应该考虑，在自己所处的高风险行业，美国政府一般会采取的制裁手段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一旦遭到制裁，自己受到的威胁有多大。刚才也说到，有一些企业，它跟美国可能来往相对少，它依赖美国出口产品的程度相对少。美国把它放进实体清单，可能对它影响并不大。如果你对美国的依赖性比较大，这个风险就相对更大。
观察者网：那么高风险企业有什么比较好的防范措施？
魏德：首先，如果你自己的风险点是无法控制、无法避免的，那么就应该对自己所承受的风险有所准备。你要对整个公司内部的流程运作，上下游的供应链，支付款的走向都通盘考虑，怎样进行一些重组，将美国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二，除了预防之外，你也应该提前准备一套遭到制裁后的应对性措施。不能等到这把悬着的剑掉在你头上了，你才开始应对。你需要提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或者相对激进的做法，而不是遵循老一套的规矩，去寻求和美国政府谈判。现在直接去谈判，只能是浪费大量的时间，取不到什么收益。
如果打一个军事上的比方，你的应对不能够只是正面出击，而是要迂回包抄。就像刚才讨论的诉讼战略，不攻击决定本身，而是去攻击对方做出决定的基本依据，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
要做到这些，需要对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式有想当的了解，了解不同政府机关的协同机制，以及它的弱点，找到合适的侧翼来进行攻击。
观察者网：美国大选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拜登获胜，对中国的态度会相对温和吗？中国企业越来越多遭遇贸易制裁的长期趋势，是否仍然不会改变？
魏德：政治上的事情很难预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是他少有的得到国会两党共同支持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不管是谁当选，对中国的执法政策，在大选后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也许在具体的执法细节上会有一些变化，但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跟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的中国政策。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手段，来制裁美国企业。在晋华的案子里，晋华还向中国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禁止美光相关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对美国产品还是比较依赖的，实行对等反击是否明智？
魏德：确实，仿佛镜像反应一样，美国采取的很多做法，在中国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包括出口管制法的实施，显然都是跟美国相似的。
任何制裁也好，出口管制的也好，肯定都是双刃剑，会对制裁方也有损害。对美国来讲也是如此，每次把任何一个外国企业纳入到实体清单，都会在本国产生不利的效果，都会让美国供货商承担损失。
所以说，每一次的制裁决定都是一个计算，要权衡这一政策在海外达成的效果，以及在国内造成的损失。我们自然也无法替中国政府计算，猜测政府是如何计算这些损失的，但相信政府一定考虑到了相应的后果。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大家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使得双方能够互相合作、避免损失。
哪些网站可以发帖
问答类网站：百度知道、百度贴吧、yahoo知识堂、天涯问答、新浪爱问、搜狐问答、奇虎问答等等。
第三方博客平台：新浪博客、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网易博客、网易微博、轻博客等。
论坛：猫扑、天涯等综合论坛以及各个行业垂直论坛等。
空间：QQ空间、百度空间、论坛空间等。
分类信息网站：58同城、赶集网等。
文化强国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十四五”规划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1、意味着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繁荣，文化精品的推出，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2、让年轻人讲述“可触摸的中国”，王沛楠。2019年李子柒在中国一夜走红，人们这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四川女孩竟然已经在YouTube平台上收获了超过1000万的粉丝。只提供中文字幕的视频丝毫不影响海外用户的订阅和追随热情，甚至还有海外粉丝专门建立了字幕组，将李子柒的视频内容翻译成英文。
3、无独有偶。近年来与李子柒一同走进海外受众视野的还有诸如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这样的年轻素人博主。他们在YouTube平台的粉丝关注量分别超过900万和600万，都已跻身全球一线YouTube博主行列。活跃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年轻人，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生力量。
4、2011年。中国开始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投放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将中国面孔投向“世界的十字路口”这一举措，被视作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公共外交的尝试。
5、从时代广场宣传片投放到李子柒走红。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飞速提升的十年，同时也是对外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方式悄然变化的十年。十年前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面孔是姚明、袁隆平和杨利伟，十年之后出现在全球互联网用户面前的是李子柒、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主角”变化的背后，暗合了数字媒体兴起所带来的对外传播话语方式转型。
6、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和YouTube、TikTok等视频内容生产平台成为主导互联网流量的入口时，年轻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者责无旁贷地接过大旗，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生力量。
7、为什么是年轻人。首先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平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更为熟悉。相较于从传统媒体生产与消费环境中迁移而来的“数字移民”，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长大的年轻人作为“数字原住民”更熟悉数字媒体的表达逻辑，所生产的内容更贴合目标受众的需求。
8、其次。随着YouTube和TikTok等视频平台的兴起，互联网变得日益“可视化”。相较于文字，视频内容天然具备更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更容易被语言不通的不同文化社群理解。因此，习惯于使用YouTube和TikTok的年轻人更容易借助视觉文本生产的内容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触及并打动海外受众。
9、第三。年轻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者成长于更为现代和开放的中国，因此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更容易与海外受众对话，这使得他们生产的内容贴近现实，富有生活情趣。无论是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生活，还是办公室小野对于现代都市青年生活的刻画，都包含了传统的形象宣传片较为标签化的叙事中难以寻觅的生活化场景，这种场景也同样更容易与海外年轻人产生共鸣。
10、因此。数字媒体的话语逻辑、视频文本的跨文化特性与年轻人独特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互联网时代对外传播的一条新路。对于没有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苦难记忆的90后和00后而言，他们能够以更加自信和轻松的风格进行自我表达。他们在不经意间也将中国年轻人对于生活和时代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讲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故事”。
11、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时代广场宣传片投放到李子柒等博主大火的十年，正是传统大众传播向互联网分众传播的转变，也是中国故事从单一的国家叙事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叙事建构的转变。如果说传统的对外传播是回应式的，更多是为了消除偏见、回应争议、改变海外媒体涉华报道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而展开，那么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对外传播则是建构式的，更多是为了讲述故事、分享体验。
12、如果说十年前的形象宣传片还会让海外受众觉得有些距离感，那么如今大火的李子柒和办公室小野则真正带来了一幅“可触摸”的中国图景，让海外受众能够从更贴近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景象中重新理解一个“日常化”的中国，以及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方式。
13、对于生长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上B站刷抖音已经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深度参与并理解视频文本的内容逻辑之后，必然会有更多诸如李子柒和办公室小野这样的年轻人走向海外，成为这种“日常化”中国故事的新一代讲述者。
14、打破“脸谱化”的符号。把文化从博物馆里请出来
15、吴蘅。在欧洲当交换生时，我送了些京剧娃娃造型的圆珠笔给当地室友作为礼物，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小礼物深得大家喜爱，甚至变成他们“炫耀”的资本。其中一个朋友第二天得意地向我反馈，同事对圆珠笔上的京剧扮相备感新奇，而且都羡慕他交到了一个中国朋友。
16、身为留学生。我在那一刻当然是自豪的，这证明我们中国文化很有吸引力嘛！
17、可在有些时候，这种“吸引力”也给我带来困惑。比如一起上课的同学跟我这个中国人套近乎，聊的无非都是中餐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汉字好神秘，你的名字究竟怎么读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仿佛都是些博物馆里的化石，他们好奇地观摩打量，但始终无法理解。而且“博物馆”里的“展品”几十年来似乎都没更新过，提到中国，无非就是京剧啊、大熊猫啊、长城啊，还有被“西化”过的中国菜。
18、当然这是快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情况多少有些不一样。比如近年李子柒在国外视频网站大火，被外国网友奉为“女神”，就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农家女孩种菜劈柴做饭，搭建中国式的理想田园生活，几乎每一个视频海外播放量都在500万以上。这不也是文化吸引力么？
19、其实，李子柒没有刻意去“展示”中国文化，她在海外走红更多是无心插柳。恰恰是这种“无心插柳”，更能给我们启示。我们底蕴深厚的传统，给文化发展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以及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我们需相信这其中的力量。一年四季、一餐一饭中其实都蕴含着“文化”，比如李子柒视频里所展示的顺时而食，她和奶奶相互陪伴、乡亲相互帮衬中的人情味，其实都包含着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只不过我们平时或许忽略了其中的美和底蕴，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的指引。李子柒做的东西跟“高端”毫不沾边，但在不经意间，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精神内核“活”了起来，而且是以一种平易近人且高度契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形式呈现，这是她比过去那些符号化的“中国元素”高明的地方。
20、近些年很容易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有意识打捞失落的传统，不论是审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掬水月在手》这样以古体诗诗人、古诗词学者为主角的纪录片，能收获相当范围的关注，在早些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而更大众的文化层面，“中国风”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国潮”跨界兴盛，则与之相映成趣，其中我认为最可喜的现象，莫过于“百年老店”故宫放下身段，以亦庄亦谐的轻松姿态做出了一系列富于创意的文创产品。一面是古典美、古典“士人”精神被重新发现，一面是“文化”走出旧路径，主动与现代文化、商业文化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们珍视传统，又不惧怕创新，传统可以找到抓手焕发新的生机，这背后其实是底气和自信。对文化复兴而言，这不正是极好的氛围么？
21、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本就是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支撑。但文化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在导向正的基础上，文化昌盛更有赖于自由开明的发展环境。在如今这个传统文化价值重获体认的时代，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历史上最为自信雍容的盛唐，也是最“胡汉难辨”的时代。这是盛唐自信的体现，也是其璀璨文化硕果的精神来源之一。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与时代对话、与世界对话，文化更是如此，狭隘的心态、局促的思维，都是文化的敌人。
22、把我们的文化从“博物馆”里请出来吧。希望以后遇到外国友人，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更生动有趣，不再是那些脸谱化的符号了。
23、文化传承。找到传统与“网红”的契合之处。
24、孙佳山肖涵予。
25、传承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战略全局上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规划和部署，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其中，文化传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因为这直接这关乎着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的宏伟目标。
26、事实上。文化传承在今天，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对国学文化的继承，也包括在网络文化、国际交流文化氛围等新的文化场域中的“创造性传承”。这也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对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的传承，将对年轻人更有现实意义？
27、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不全是精华，一些隐性的糟粕仍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有些人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号来传播负面文化。比如近年备受关注的“女德班”，就是丑陋的“男尊女卑”文化在今天的“复活”。因此，能够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对年轻人意义重大。
28、再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找到其中与新时代青年文化热点契合之处。比如，近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博物馆热”，就是很值得品味的典型案例。
29、曾经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存在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刻板印象，认为这些都是无趣的“老古董”，但近年兴起的一些新的文化样态则改变了这些成见。
30、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到《上新了·故宫》，当下的青年群体对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巨大热情。不仅是故宫、天坛等知名的文化景点，包括陕西博物馆、新疆博物馆、四川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也都已成为“网红打卡”的热门地点。究其原因，显然与这些博物馆或相关节目“有趣且有料”有关，让年轻人在乐趣中学习，在求知中获得更多精神享受，这对帮助年轻人养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获得更多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30、另外。对传统文化中知识性较强的文化元素的传承，对年轻人参与构建文化强国也有现实意义。比如，近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汉服文化与京剧文化，还是有一定“入场门槛”的。即便很多年轻人是被汉服的华美靓丽与京剧的精彩表演所点燃的兴趣，他们也会由兴趣入手，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通过喜欢汉服而喜欢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进而去研读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知识性与专业性，是传承传统文化中必备的要素，而这也将帮助更多年轻人热衷探索文化世界的奥秘，对提高年轻人的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大有裨益。
31、经过上述对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年轻人将成为构建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为了让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进一步助力文化强国的建设，有必要至少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
32、首先，就是做好传承传统文化的“多方位”与“全覆盖”工作。虽然一些传统文化要素吸引了广大年轻人，但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身居偏远小城市或县城、农村的年轻人，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与传承传统文化，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通过网络文化传播，义务阶段教育与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应当在最大程度上让他们获得传统文化的知识，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成为未来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群体。
33、再者。还要兼顾好传承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关系。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要从世界文化之林中正确评估自己的身份与处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增强自我认同感，并且获得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比如，近年在互联网上，一些中国年轻网民把古汉语、中国历史地图之类的视频公开发布，并且与外国网友密切互动——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文化炫耀”，而是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交流。年轻人在汲取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国文化形象，对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与建设文化强国都有现实作用。
34、文化事业不是“霸总”“甜宠”的堆积。
35、燕子。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尽管那里的冬天干燥寒冷，夏天又无比酷热，但我始终对这座在朋友眼中“不宜居”的城市，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份感情，寄托在喧嚣的南锣鼓巷旁，那个小小的蓬蒿剧场里，寄托在拥堵的北四环外，那个宽阔的798里，也寄托在我高攀不上的清华大学门口，安静的万圣书园里。当我感到平淡的校园生活需要加上一点“佐料”的时候，我不需要纵情声色之间，也不需要收拾去远方的行囊，只要走出校门，坐上地铁，自然有戏剧、艺术、哲学与音乐的世界，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我。
36、2017年，我结束了6年的校园生活，来到现在的城市，展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份、也是理想中的工作。当我走进音乐厅的大门，坐在音控室的椅子上，意识到自己从此不再仅是听众，而有机会通过策划表演、引进乐团等方式，为和我一样的听众们“造梦”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曾经的我，在丰富的文化资源滋养下，终于长成了一名能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小兵”，这让我的心里照满了骄傲的光，也让我的手心和脸蛋幸福得发烫。
37、记得当年，在大学的哲学社里，我曾和一个男同学争辩，文化事业对社会到底有多重要——在他看来：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此只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自然体现，搞得再好，至多也就是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说经济指标和民生保障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进而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下限”，那么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则直接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相连相通，进而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上限”。具体到实际生活上，我们能接触、体验到的文化生活越是多元，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就越会丰富多彩，进而有机会迸发出更多思辨与创新的光芒。
38、工作以后，我常常在音乐厅开会时，从领导宣讲的材料中听到“文化强国”的提法。因此，我时不时会思考：当我们谈论建设文化强国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件事上，宏观层面的国家纲领性文件，当然会有专业、全面、正式、标准的阐释。不过，从个人体会出发，我觉得衡量文化强国建设水平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我们究竟能享受到何种水平的文化生活。在北京的大学岁月，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座城市又多又好的精神食粮。我在工作之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也正是想方设法，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烹饪”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39、在我的愿景中。属于我们的文化强国，应当是一派百花齐放、千帆竞渡的景象。我企盼传统的焕发新的生机，也渴望现代的拥有多种走向；我乐见本土的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期待外来的给人惊喜的碰撞；我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阳春白雪”，也希望能坦然地在“下里巴人”面前放声大笑。
40、此时此刻，如果只看那些与文化产业有关的数字报表，我们很容易以为：中国早就实现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有着全球最多的读者、观众与听众，更有天文数字一般的文化产值。不论是艺术展览还是网络电视剧，我们都绝无必要担心它们的数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些是千篇一律的，缺少交流的年轻艺术家们重复地表达相同的“先锋”理念，大众传媒则用连串的“霸总”“甜宠”“古风”让观众满足于最浅表的需求。这种同质化的堆积，或许能够支撑起一个繁荣的“文化产业”，但是却注定无法成就真正的“文化事业”。
41、要改变现有的不足。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之所以说难，是因为我们发展文化事业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之所以说容易，则是因为包括我在内，许许多多平凡的文化从业者，都能从自己做起，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理想中的东西贡献一点力量。当我和同事一起策划未来的演出安排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把手里的传统文化资源玩出一些新花样，又或者从国外引进什么前所未见的表演形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打破音乐表演形式的框架，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尝试各种各样的融合创新。一个音乐厅的创造，在14亿人的文化市场里或许翻不起多大的水花，但只要有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做着一样的事，让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国际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成长，交相辉映，我们必然能在“美美与共”之间，让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得更加繁盛。
42、全民抗疫为公民道德建设带来启示。
43、朱海林。今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展示出超常规的效率，抗疫效果显著。背后除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设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44、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面临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冲突，全体公民对危机的应对，也是一面社会道德的镜子。在现实层面，疫情防控涉及公共卫生、法律政策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则存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层面的伦理冲突。
45、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环节中存在的伦理冲突，是公民主体所面临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公民在疫情防控各个环节做出的选择，都是从个人道德认识出发确立的，是在公共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中不断权衡取舍的过程。
46、比如。尊重公民的自主性，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之一，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主体，必要时有对个人自由实施干预以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以便更好贯彻防疫政策，使公共健康的效用最大化。
47、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必然采取全国性干预措施，这要求公民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积极配合国家防疫政策。比如驻守家中、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在大规模干预措施中，最严格的是“封城封路封村封小区”以及追踪和强制隔离。
48、为了疫情防控效果。国家对患者行动轨迹等信息予以公开，这是基于疫情防控的具体语境和客观现实需要，是为了优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远离传染源，使政府有效隔离、切断传染源，从而阻止病毒扩散。这样的公民义务，同样是诸如《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的要求。
49、根本上，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对公民道德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最大善的目的”。防疫所要求的公民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需要个人在道德伦理的星空下，不断进行价值排序，区分各种道德价值位阶的关系，最终超越伦理层面的冲突，做出正确而又符合公共利益的个人选择。
50、疫情防控中，公民道德的进步，还体现在人们对广大医护群体的关怀。在珍视医护群体、尊重医护工作者方面，社会逐步形成更多共识，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化解和减少医患矛盾。抗疫过程中，社会上客观看待那些感染病毒的少数人群，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来自社会的平视，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有助于全社会更科学地认识病毒，正确恰当地对待病患。
51、近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在疫情防控中，普通公民表现出的崭新道德风貌，是社会公共道德进步的充分印证和集中展现，为今后公民道德建设带来了诸多启示。
52、首先，要注重道德要求的层次性。抗疫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展现的道德水准，有体现英雄和先锋模范的“先进性道德”，也有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自觉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的具体方面。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后者的涵养提升更为基础。
53、其次，钟南山、李兰娟等人进入校园，现场气氛便秒变“追星”现场。这启发我们，可以发挥先锋模范的道德引领作用。
54、最后。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有益资源。哲学家牟宗三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有时候，普通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其实是“人命最重”等传统文化的体现。这说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整理、提炼道德观念和伦理精神，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可以使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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