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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他们以破釜沉舟之势前行
近年来中美博弈，两国角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封杀华为、封禁TikTok等更是美国全面打压、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面对这一轮中美博弈，在社会各界以及民众当中，有一个共识被进一步地激发，那就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2020年的9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为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
近年间，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中国科创的尖端领域，与中国尖端科技的领军者们相约问答。《问答神州》特别节目--逆风丹心，中国“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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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2020年6月23日，中国北斗三号第55颗、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从北斗一号向中国提供服务、北斗二号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到北斗三号向全球提供服务，中国北斗人从奋起追赶，到并跑超越，实现着卫星导航领域的“腾跃”。
回顾1994年，中国政府决策启动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统工程。彼时，美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都已经完成了全球组网。卫星导航刚刚起步的中国，正面对着西方强国，对其实施的、最严密的技术封锁。
谢军：在“北斗”之前，1994年我在国外的通信卫星公司参加了一年的卫星监制工作。在那期间，我们国家研究通信卫星时引进的一些产品，无缘无故被禁运和技术封锁。北斗一号立项时，国外对我们技术禁运、不把一些非常高指标的产品卖给我们，应该说还是有所考虑的。研发北斗一号时，我们提出引进的一些产品，国外最后基本上还是按计划供给我们了，对整个工程进展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北斗二号开始，就明显感觉到国外在有些产品上，跟我们讨价还价、或者就不提供我们所要求技术指标的产品。
时间精度是卫星导航的命门,天地间时间越同步、误差越小,定位的精度就越高。有“导航卫星心脏”之称的星载原子钟就发挥着提供时间基准的作用。北斗三号卫星上配置的新一代国产原子钟，其精度比此前“北斗二号”上的原子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据称300万年只有1秒的误差。
谢军：北斗一号的原子钟是买美国的，到北斗二号，我们开始跟欧洲谈。当时欧洲自己的原子钟也没入轨，也没经过验证，我们为了把自己的卫星发上去，就跟欧洲交流，同时启动了自主研发原子钟的技术。我自己也知道，根本不要想能和人家谈“技术公开”，当我们希望欧洲能供应一些更高指标产品的时候，他都说只能达到这个水平，再高指标就要对我们国家进行技术封锁。
关于技术转让就不要想，谈也别谈，成品给我们也不行。从2007年，当时发射我们第一颗导航卫星，其中的四个原子钟，全是用我们国家自己的铷原子钟。
吴小莉：那北斗三号呢？
谢军：基于对欧洲公司产品的了解，公司老板帕斯卡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2015年，在西安开导航年会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要我以后再买他的原子钟，我说不会买你的了，除非你的原子钟比我的要好两个数量级，价钱低我的一倍才行。从北斗三号开始，我们全部启用自己的铷原子钟，同时北斗三号还采用了氢原子钟。氢原子钟比铷原子钟的个头体积大一些，电性能指标更高、更好。
2015年的8月,两颗全球系统试验卫星首次建立起了星间链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这一个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谢军解释说，按照传统卫星管理手段，要想控制使用好绕地球飞行的卫星，需要有遍布全球的地面站。但是在难以全球布站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卫星之间的星间链路，实现卫星管理卫星，这是世界导航领域的前沿技术。
谢军：北斗系统是一个长期稳定运行的系统，我们国家建设北斗系统的原则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运行。如果在国外建站，系统运行时就要依赖于那个站，一旦有特殊情况发生，这个系统可能就无法再正常运行。
吴小莉：星间链路这个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掌控有困难吗？
谢军：应该说单个的产品技术上，对我们国家并不是说有什么障碍，但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星间链路还是有很多很多难题。一旦有一个节点在中间有点故障，那么整个网络需要路由协议、需要怎么调整，所以在这上头应该说我们还是解决了很多很多关键技术。
中国“量子通信之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如果说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终于在无限大的太空中，为中国划出了一块自主空间，那么在无限小的微观世界中，中国和其它世界强国正开展着在量子科技领域，如火如荼的角逐。有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称，在这次量子技术革命中，中美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和专利申请位居世界前两位，并驾齐驱，领衔世界。
从“追随者”到“领路人”，潘建伟说，“这是因为十年前，我们就选择了从基础研究起步的艰难道路”，从基础的原理到实际的应用，这背后需要有无数的实验来证明。
潘建伟：我们做第一个实验时，说句老实话，没敢向国家提出来要钱。我们从其他项目里东凑一点、西凑一点，大概凑了一百多万。先在合肥大蜀山做了一个证明纠缠光子分发的实验，后来才向国家申请，能不能给我们五六百万，让我们证明更远一点的距离也可以。所以我们是先做实验，做到大概2011年，才敢向国家正式提出这个建议，国家也同意了。
我们做地面实验，光靠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不够了，需要有从事卫星平台的人、搞空间光学的人参与，他们有我们需要的知识。相比我维也纳的导师，他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但奥地利要集全欧洲之力才能进一步推进实验。但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么一来，他们的立项过程就比我们大大地落后了，不过我想他们很快在欧盟应该也安排这样的项目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比别人领先五年，开始做这个东西了。
在国际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左右，率先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构建信息充分安全的“量子互联网”。
2017年9月29日长达2000多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京沪干线”建成开通。结合“京沪干线”和“墨子号”的天地链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实现“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构建，奠定了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全球领先地位。
潘建伟：“京沪干线”只是由本来点点不保密，实现到只有32个点需要保密的一个进步。从前我们用所谓的专网，专网只是一根光纤，光纤传过来的中间点点，别人都可以对你进行窃听，所以我从每个不安全的点，缩减成只有32个点是不安全的。
吴小莉：如果发生了特殊情况，中继站可能被破坏，或者以量子原理来说，如果被篡改，那这个信息就无效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潘建伟：比如你给我发邮件，这个邮件不只是通过一条线传送，这是一个网络，如果这一条线路被别人给挖断的话，我就从另外一条路走过来了，所以我们这套系统，有一个警示的作用。你这边路如果有人在窃听了，它会告诉你这里的信息不能用，然后信息就从另外一条路过去了。所以可以非常方便地避免别人对网络的、对你的信息的监控。但是有一条得必须得保证，如果整个网络都被别人掌握了，那你就整个国家都被别人控制了，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一个基本的通信安全前提。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
总工程师林鸣
如果说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和量子通信科技，为我们架设起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通信坦途，那么被英国媒体誉为“现代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则实打实地跨海连接三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一环。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全长超过50公里，被称作中国桥梁建筑史上技术最复杂、环保要求最高、建设标准最高的“超级工程”。其中，岛隧工程是大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回忆起立项之时，林鸣说：当时中国在外海沉管领域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最初，林鸣一直希望能够找国际一流的公司，合作完成沉管隧道的建设，结果却大出预料。
吴小莉：您去了欧洲的一家顶级公司商讨，结果人家开了1.5亿欧元咨询费？
林鸣：是最好的公司。对，仅仅是咨询费，还不包括核心技术转让，只是提供咨询服务。
吴小莉：据说您后来还是商量了一下，说如果给三亿人民币，可以帮忙做什么？结果对方怎么说？
林鸣：对方说给你唱首祈祷歌，真的，他说我给你唱首祈祷歌。最后对方讲，如果你现在跟我签这个合同，9亿人民币，如果你回头再来找我签这个合同，他说1.3亿欧元，没有商量，最后就是这样地结束了谈判。后来我们中交集团，下决心嘛，回去开会、汇报，太贵了，太贵了。当时我们的周纪昌董事长问我，他说：林鸣，怎么办？我们自己研究行不行啊？我说行，自己研究，自己解决。我们花两个亿人民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两座面积各十万平方米的人工岛,是岛隧工程的关键工程。120个巨型钢圆筒，每个直径22米，截面相当于一个篮球场，最高达50多米，差不多是18层楼的高度，单体的重量约550吨，每在海里打下一个钢圆筒，其重量就相当于钉下了一架空客A380。
林鸣说，每一步的推进都是未知、都有风险。借助卫星定位、雷达系统，解决了运输过程中巨型钢圆筒遮挡视线的安全问题；经过多次分析评估，利用四个重达200吨的锚，固定住单艘10万吨的船，解决货船停泊问题。120个巨型钢圆筒的制作、运输和振沉，每一个环节都是中国工程师从未有过的尝试。林鸣感慨地说道，用“大型钢圆筒围岛”的快速筑岛方法，取代传统的抛石填海作业方式，这其中要科学技术，也要一颗敬畏自然的心。
人工岛建设模拟图
海底沉管隧道的建设，是岛隧工程另一个关键性项目。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共用33节沉管，每个沉管重约8万吨，这些沉管采用“工厂法”预先制成，为此，大桥的建设者们仅仅用了14个月的时间，便在外海的荒岛上，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沉管预制厂，并且创下了浇筑百万方混凝土，无一裂缝的世界奇迹。
把跟航母一样重的沉管浮运到施工的现场，并且准确地沉放到海底50米深、已经铺好的基床上，而且还要与前一个沉管实施精准对接，其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从第1节到第33节的沉管，每一节的安装，都有自己的故事：第10节的沉管安装之后，实测偏差超过预计，工程停滞100余天，终于明晰是海水、淡水的二重结构导致；第15节沉管的安装用时5个多月，三次浮运，两次回拖，终于攻克回淤难题。
吴小莉：我们最终接头安装的时候，你为了要试验最终接头还专门去了荷兰。荷兰那家公司为此还升起了中国国旗，据说是他们第二次升起他国的国旗。
林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关系不好，我们打了五年嘴仗，因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认为不行，都说No,No,No。
吴小莉：就是我们的创新，他们都说不行？
林鸣：我们太没有经验了，第一次做，人家也不知道你行还是不行，非常谨慎。因为港方要求很严的，不能通融，所以一定要得到他们的签认，我们才能用那批图。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反复改了很多遍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提问题，去一次又给你提几十个问题，不停地提。最后没图，工程就停了，我着急啊，当时跑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借了一个会议室跟他们开会，开了两小时，他就跟我讲，要去吃饭，走了。我们一大帮人开车从珠海，那么忙的情况下，跑到香格里拉和他开会，他开了两小时走了。我们感到很有压力，在这样一种关系下，我们共同生存了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还非常生气，后来对方非常盛情，一定要请我来看看，派人反复邀请。那我想意思意思吧，我就去了。去了发现对方很真诚，真的很真诚，高层领导、高管都来了。
林鸣：我本来不打算和他们做什么交流，但后来他们感动我了，从那一刻真的改变自己，我认为要开放、要交流，尤其像工程领域、技术领域。因为我们站在人家的肩上，人家也要站在我们的肩上，这个社会才发展得更好，那一刻我改变了。那以后我真的是，我对所有人都开放，希望他们来参观，来看看。
你像我们现在，填补了外海沉管隧道的空白，在世界范围而言，中交集团在沉管隧道的领域上，用国外非常权威的专家的话来说，中国从一个沉管隧道的相对小的国家，因为这个工程的建成，变成了世界的领军国家之一。这些东西，都使中交集团得到提升，包括像项目的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合作、开放等等。还有思想和人才交流，我们都是受益匪浅。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
2020年10月09日首播的：
凤凰卫视《问答神州》特别节目
《逆风丹心，中国“智”造》上集
编导：孟涵
摄影摄像：孟涵、马马晋
科技巨头排队入股,印度的“Jio”打造第四种互联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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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o的崛起之路。
编者按：在收购了Jio后，印度首富安巴尼带领从电信业务起家的RelianceJioInfocomm在印度的互联网一路乘风破浪。Jio通过为印度人提供免费电话和极为便宜的4G网络逐渐壮大起来，目前从用户数量计算，Jio已经是印度最大的运营商，据统计，Jio在过去的12个星期内得到了157亿美元的注资，相应的，Jio在这段时间内共计交出了自己25.24%的股权。本文作者知名分析师BenThompson认为，Jio走的是美国、中国、欧洲之外的第四种互联网道路。原文标题《India,Jio,andtheFourInternets》
互联网的分裂加剧：美国模式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默认模式，但欧盟和印度正越来越多地追求自己的道路。
美国模式
美国的互联网模式是一种自由放任政策的模式，很难否认它的有效性。多年来，不仅科技行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而且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传递着美国的软实力，就像麦当劳和好莱坞。但这种做法有明显的弊端：互联网缺乏竞争，既导致垄断企业主导市场，又形成了良莠不齐的社区。
美国的做法的优点和弊端如下：
优点：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在美国自由经营，使其拥有庞大且有利可图的用户基础，为海外扩张提供资金。
新的美国科技公司面临的进入壁垒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内容或数据收集的监管方面。
美国政府向这些美国公司征收绝大部分税收，包括来自海外的收入，也看到美国整体的世界观通过美国科技公司对外输出，同时也能获得非美国公民的数据。
美国公民在网上的自由度很高，不过对私人公司收集数据的限制很小。
非美国公民在网上的自由度很高，尽管对私人公司或美国政府收集由此产生的数据的限制很小。
非美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在美国和其他效仿美国做法的国家自由经营。
缺点：
非美国政府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控制有限，对其收入的获取有限，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有限。
我的偏向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美国的做法是最好的。当然，很多人站在新公司的角度提出质疑，因为大公司倾向于主导他们的市场，而其他人玩家则专注于数据的收集；我担心提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目前的情况更糟糕，特别是考虑到数据工厂的消费者利益。不过，我相信欧盟法院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美国政府从非美国公民那里收集数据的能力是一个严重的隐私问题。
这些争论凸显了我们都能同意的一点：非美国政府对美国科技公司的霸权有很多合理的抱怨。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驱动力首先是对信息的控制。同时，中国的做法对中国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规模和广度上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国家，这得益于庞大的市场和缺乏外部竞争的结合。此外，这也导致了各种创新，因为中国向移动领域的跨越式发展避免了PC时代的包袱，而这种包袱仍然限制着许多美国公司。
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到底有多大。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庞大市场，实现中国模式可能就要难得多了。
欧洲模式
欧洲通过GDPR和新版著作权法案(CopyrightDirective)等法规，以及近期法院判决驳回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谈判的隐私保护框架（包括之前判决驳回安全港隐私原则框架），欧洲正在分裂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互联网。
不过，这个互联网，感觉是所有可能的结果中最糟糕的一个。一方面，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是赢家，至少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是的，所有的监管的繁文缛节都增加了成本（对于目标广告来说，可能会减少收入），但对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影响要大得多。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欧盟正在限制城堡的大小，虽然它大幅挖深加护城河。
欧洲的竞争者似乎也不太可能填补这个空白。任何希望实现规模化的公司都需要先在本国市场实现规模化，然后再走向国外，但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数据迭代和实现产品与市场契合的公司来说，欧洲作为二级市场似乎更有意义，因为欧洲市场对实验更开放，监管负担更轻。更高的成本意味着你需要一个更大的成功预期，这意味着一个经过验证的模式，而不是一个投机的模式。
最糟糕的是，至少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对欧洲政府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这就是过分监管的问题：如果不注重增长，就很难创造双赢的局面。
印度模式
印度市场一直有点独特：在数字商品领域，外国公司通常不受约束，导致谷歌和Facebook等美国公司以及TikTok等中国公司在印度拥有大量用户，但在实体科技层面，印度却管得更严。从对电子产品征收大量的关税，到禁止外国直接投资于电子商务等领域。此外，在互联网接入和物流方面，印度一直是最具挑战性的市场之一。
同时，印度市场对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是世界上最诱人的市场，中美的本土市场已经基本饱和。这导致外国科技公司与印度监管机构之间经常发生一些碰撞，无论是Facebook试图在印度引入FreeBasics（免费上网服务）或WhatsApp支付遇到的困难，还是加大对亚马逊和Flipkart电商业务的限制。
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科技公司已经看到了一个正视这个圈子的方法，它预示着第四种互联网：投资Jio平台。
对Jio的赌注
印度占主导地位的电信网络Jio是最好的例子之一，它体现了建设的力量，以及押注技术驱动的颠覆所带来的巨大回报。我在4月份描述了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打赌经济学原理（theeconomicsofthebet）。
理解安巴尼赌注的关键在于，印度现有的移动运营商都和全球的移动运营商一样，是建立在语音通话基础上的数据公司，而Jio从一开始就被打造成一个数据网络公司，特别是4G网络。
与2G和3G不同的是，4G不支持传统的电路交换电话服务；相反，语音呼叫的处理与其他数据一样。
因为一切都是数据，所以4G网络可以用商品硬件来构建，而2G和3G网络则不能。
由于Jio提供的是数据网络，所以带宽相对较低的语音通话是最便宜的服务，而且容量实际上是无限的。
换个角度来说，Jio是一个赌注，赌的是零边际成本，或者说，至少比竞争对手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这意味着，最佳策略是，花费大量的前期资金，然后寻求服务于最多的消费者，以获得前期投资的最大杠杆。
这正是Jio所做的：它花了32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印度的网络，推出了三个月的免费数据和免费语音服务，一旦服务期满，就还是保持免费语音服务，同时只对千兆字节的数据收取几块钱。这是典型的硅谷赌局：先花钱，然后在数量上补回来，因为技术的零边际性造就了优越的成本结构。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与Facebook的免费上网服务FreeBasics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终的结果是扎克伯格所说的必须要做的事情：数以亿计的印度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他们连接到了互联网。不过与FreeBasics不同的是，这是Jio提供所有的互联网服务。
对印度人来说Jio，比Facebook的FreeBasics要好得多。扎克伯格并没有计划颠覆印度旧的移动秩序，在那里，运营商将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印度最大的城市，并争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收费如此之高，以至于知名投资人Andreessen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提供FreeBasics是"道德上的错误"。在那个世界里，印度的穷人也许可以使用Facebook，但不会有更多的东西，相反，有了Jio，他们不仅有整个互联网，而且从印度到中国到美国的公司都在竞争为他们服务。
我写过Facebook投资57亿美元入股Jio平台10%，结果那是对Jio众多投资中的第一笔：
5月，银湖资本（SilverLakePartners）投资Jio7.9亿美元获得1.15%的股份，GeneralAtlantic投资9.3亿美元获得Jio1.34%的股份，KKR投资16亿美元获得2.32%的股份。
6月，穆巴达拉和阿迪亚阿联酋主权基金和沙特阿拉伯主权基金分别投资13亿美元获得1.85%的股份，8亿美元获得1.16%的股份，16亿美元获得2.32%的股份；银湖资本增资6.4亿美元，将持股比例提升至2.08%，TPG投资6.4亿美元获得0.93%的股份，Catterton投资2.7亿美元获得0.39%的股份。此外，英特尔投资2.53亿美元，获得0.39%的股份。
7月，高通投资9700万美元，持股0.15%，谷歌投资47亿美元，持股7.7%。
凭借这一连串的融资，信实工业彻底还清了为打造Jio而借来的数十亿美元。不过，越来越明显的是，该公司的野心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电信提供商的范畴。
Jio的愿景
上周三，在信实工业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谷歌投资Jio平台后，安巴尼表示：
我想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下Jio当前和未来举措的理念。数字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颠覆性变革，可与大约5万年前地球上出现的具有智慧能力的人类相媲美。之所以可以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现在开始将几乎无限的智慧注入到周围的世界中。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智慧星球进化的初始阶段。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进化将以革命性的速度进行。在21世纪剩下的80年里，我们的世界与20世纪前的世界相比，将发生更多难以察觉的变化。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问题。这将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繁荣、美丽和幸福的世界。印度必须引领这场变革，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此，我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通过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能力来实现和赋权。这就是Jio的目的，这就是Jio的雄心。
朋友们，Jio现在是印度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拥有最大的客户群、最大的数据和语音流量份额，以及覆盖我国纵横交错的世界级下一代宽带网络......Jio的愿景站在两个坚实的支柱上。一个是数字连接，另一个是数字平台。”
简而言之，Jio决心实现其他国家电信供应商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梦想：从固定成本的基础设施向高利润服务的升级。安巴尼的愿景是全面的。
Jio利用其投资成为印度电信服务的垄断供应商。
Jio现在是印度政府的一个筹码，既可以对互联网实施控制，又可以收取自己的收入份额。
Jio成为外国公司投资印度市场的可靠接口；是的，他们将不得不与Jio分享收入，但Jio将抚平许多的监管和基础设施障碍。
这种做法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好处和坏处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一方面，Jio为数以亿计的印度人带来了互联网，而这些印度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互联网，随着Jio的服务和合作关系的上线，这种投资的好处只会增加。另一方面，锁定一个垄断性的玩家，尤其是在政府已经表现出希望对信息流进行更多控制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不利因素。
如果一个有效的市场意味着所有的利润都流向硅谷，印度又何必特别在意效率呢？在以Jio为中介的市场中，美国的科技公司赚得更少，印度不仅在国内收了更多的税，从长远来看，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印度的抗衡
在不考虑利害关系的地缘问题的情况下，评估科技行业，越来越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负责任。考虑到这一点，我欢迎Jio的野心。美国期望印度在技术上成为某种附庸国，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尊重印度的，Jio考虑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经常忽略的问题，这不仅对印度很重要，对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也很重要。
欧洲的互联网与美国、中国、印度的愿景不同的是，缺乏愿景。除了不断说"不"之外，什么都不做，导致只剩下苍白的模仿，结果就是金钱比创新更重要的现状。
（译者：蒂克伟）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