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tiktok背后中美博弈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沃尔玛将和微软合作竞购TikTok,这代表着什么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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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亚马逊封杀大卖的背后是大国博弈与资本收割
亚马逊封杀大卖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刷单...不是刷好评...不是你违反规定！而是吃定了你！
一，这是亚马逊近几年跨境电商大发展以来的调整...针点大卖家的热销产品，"先跟卖"然后"封杀"从而完成定点收割！不过这一点，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包挺阿里国际站在去年也是以类似的套路来收割自己人...自建贸易公司，再通过流量倾斜、大数据挖掘等多种手段来与原来的平台商家抢客户！
二，中美贸易战以及疫情影响的背景下跨境电商的大发展，已经对当地的零售业态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亚马逊平台上的当地店铺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严格来说根本不是中国制造供应链与中国人商战智慧的对手。)...亚马逊收割大卖之余，也是配合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经济、培植本地良好电商发展环境的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骚操作。
三，中国以及跨境大卖们如何破局？
从政府层面上，我们要引领鼓励发展自己独立的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平台以及流量平台，把跨境电商的流量终端与销售终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tiktok开始试水跨境小店业务...国家对于跨境收汇兑付的业务也开始有进一步放松的迹象。
而从企业与跨境电商从业者的角度度来说，我们要想办法通过"独立站+新媒体"的形式，加大自身产品的平台推广，想办法把销售的主动性更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妄想依赖过去那种通过亚马逊把产品大面积铺上去、运过去，再花钱刷销量、买好评，然后坐等收钱、发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沃尔玛将和微软合作竞购TikTok,这代表着什么
沃尔玛是美国的一家世界性的连锁企业，是全球营业额最大的连锁公司，一直经营着传统的零售行业。微软是一家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是世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先导。在电子商务的早期发展10年，沃尔玛并没有意识到电子商务会给世界的消费习惯带来颠覆性的趋势，美国的亚马逊、ebay等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之后。沃尔玛才意识到自己的电子商务已经落后了，于是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传于是有了统的零售巨头和计算机软件公司的联合。此次沃尔玛与微软联合竞购TikTok代表了什么，以下是个人浅显的分析：
一、沃尔玛和微软的共同合作，意味着世界商业巨头们正在进行资源整合，抱团取暖。早在2018年，微软与沃尔玛就一直在合作协商当中，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亚马逊。亚马逊也是著名的商业巨头，在电子商务领域远远超过了沃尔玛。而沃尔玛它也是一个计算机科技公司。亚马逊的强大对只有在单个领域强大沃尔玛和微软有着不少的威胁。于是沃尔玛和微软都有了危机意识，他们只有在资源上进行相互整合，互相合作，才能将来不会被替代或者淘汰。
二、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TikTok在美国，乃至国际上有着足够的占有率和影响力。近为什么沃尔玛和微软都对TikTok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收购消息放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连中国政府都插手此事。是因为TikTok有着庞大的用户体量和独特的商业广告模式，具有超强的“带货能力”，多次登上美、日、法、印尼等国家等下载榜首，还获得过国际上的各类奖项。沃尔玛和微软都看中了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想把Tiktok以后的业务收入囊中。这意味着现在中国的科技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以至在世界上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技术竞争的背后往往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国与美国的未来的关系更加复杂化。美国看不惯中国的强大与崛起，经常对境外中国企业进行打压，两国的贸易战经常一触即发。中国的TikTok深入美国市场，美国政府害怕软件窃取到美国公民信息，也害怕软件的行为可能对整个国民的思维有着导向作用等等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叫嚣：“TikTok必须在本月中旬前完成收购，不然就要关闭其美国市场，而且特意指出美国财政也要分一杯羹”，由此次事件我们可以预料到：由于中国科学技术越来越强，以后两国必然少不了越来越激烈的经济贸易战争，中美两国的关系未来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他们以破釜沉舟之势前行
近年来中美博弈，两国角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封杀华为、封禁TikTok等更是美国全面打压、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面对这一轮中美博弈，在社会各界以及民众当中，有一个共识被进一步地激发，那就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2020年的9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成为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
近年间，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中国科创的尖端领域，与中国尖端科技的领军者们相约问答。《问答神州》特别节目--逆风丹心，中国“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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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2020年6月23日，中国北斗三号第55颗、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完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从北斗一号向中国提供服务、北斗二号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到北斗三号向全球提供服务，中国北斗人从奋起追赶，到并跑超越，实现着卫星导航领域的“腾跃”。
回顾1994年，中国政府决策启动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统工程。彼时，美国的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都已经完成了全球组网。卫星导航刚刚起步的中国，正面对着西方强国，对其实施的、最严密的技术封锁。
谢军：在“北斗”之前，1994年我在国外的通信卫星公司参加了一年的卫星监制工作。在那期间，我们国家研究通信卫星时引进的一些产品，无缘无故被禁运和技术封锁。北斗一号立项时，国外对我们技术禁运、不把一些非常高指标的产品卖给我们，应该说还是有所考虑的。研发北斗一号时，我们提出引进的一些产品，国外最后基本上还是按计划供给我们了，对整个工程进展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北斗二号开始，就明显感觉到国外在有些产品上，跟我们讨价还价、或者就不提供我们所要求技术指标的产品。
时间精度是卫星导航的命门,天地间时间越同步、误差越小,定位的精度就越高。有“导航卫星心脏”之称的星载原子钟就发挥着提供时间基准的作用。北斗三号卫星上配置的新一代国产原子钟，其精度比此前“北斗二号”上的原子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据称300万年只有1秒的误差。
谢军：北斗一号的原子钟是买美国的，到北斗二号，我们开始跟欧洲谈。当时欧洲自己的原子钟也没入轨，也没经过验证，我们为了把自己的卫星发上去，就跟欧洲交流，同时启动了自主研发原子钟的技术。我自己也知道，根本不要想能和人家谈“技术公开”，当我们希望欧洲能供应一些更高指标产品的时候，他都说只能达到这个水平，再高指标就要对我们国家进行技术封锁。
关于技术转让就不要想，谈也别谈，成品给我们也不行。从2007年，当时发射我们第一颗导航卫星，其中的四个原子钟，全是用我们国家自己的铷原子钟。
吴小莉：那北斗三号呢？
谢军：基于对欧洲公司产品的了解，公司老板帕斯卡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2015年，在西安开导航年会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要我以后再买他的原子钟，我说不会买你的了，除非你的原子钟比我的要好两个数量级，价钱低我的一倍才行。从北斗三号开始，我们全部启用自己的铷原子钟，同时北斗三号还采用了氢原子钟。氢原子钟比铷原子钟的个头体积大一些，电性能指标更高、更好。
2015年的8月,两颗全球系统试验卫星首次建立起了星间链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这一个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谢军解释说，按照传统卫星管理手段，要想控制使用好绕地球飞行的卫星，需要有遍布全球的地面站。但是在难以全球布站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卫星之间的星间链路，实现卫星管理卫星，这是世界导航领域的前沿技术。
谢军：北斗系统是一个长期稳定运行的系统，我们国家建设北斗系统的原则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运行。如果在国外建站，系统运行时就要依赖于那个站，一旦有特殊情况发生，这个系统可能就无法再正常运行。
吴小莉：星间链路这个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掌控有困难吗？
谢军：应该说单个的产品技术上，对我们国家并不是说有什么障碍，但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星间链路还是有很多很多难题。一旦有一个节点在中间有点故障，那么整个网络需要路由协议、需要怎么调整，所以在这上头应该说我们还是解决了很多很多关键技术。
中国“量子通信之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如果说北斗卫星的全球组网，终于在无限大的太空中，为中国划出了一块自主空间，那么在无限小的微观世界中，中国和其它世界强国正开展着在量子科技领域，如火如荼的角逐。有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称，在这次量子技术革命中，中美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和专利申请位居世界前两位，并驾齐驱，领衔世界。
从“追随者”到“领路人”，潘建伟说，“这是因为十年前，我们就选择了从基础研究起步的艰难道路”，从基础的原理到实际的应用，这背后需要有无数的实验来证明。
潘建伟：我们做第一个实验时，说句老实话，没敢向国家提出来要钱。我们从其他项目里东凑一点、西凑一点，大概凑了一百多万。先在合肥大蜀山做了一个证明纠缠光子分发的实验，后来才向国家申请，能不能给我们五六百万，让我们证明更远一点的距离也可以。所以我们是先做实验，做到大概2011年，才敢向国家正式提出这个建议，国家也同意了。
我们做地面实验，光靠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不够了，需要有从事卫星平台的人、搞空间光学的人参与，他们有我们需要的知识。相比我维也纳的导师，他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但奥地利要集全欧洲之力才能进一步推进实验。但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么一来，他们的立项过程就比我们大大地落后了，不过我想他们很快在欧盟应该也安排这样的项目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比别人领先五年，开始做这个东西了。
在国际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左右，率先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构建信息充分安全的“量子互联网”。
2017年9月29日长达2000多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京沪干线”建成开通。结合“京沪干线”和“墨子号”的天地链路，中国科学家成功实现“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构建，奠定了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全球领先地位。
潘建伟：“京沪干线”只是由本来点点不保密，实现到只有32个点需要保密的一个进步。从前我们用所谓的专网，专网只是一根光纤，光纤传过来的中间点点，别人都可以对你进行窃听，所以我从每个不安全的点，缩减成只有32个点是不安全的。
吴小莉：如果发生了特殊情况，中继站可能被破坏，或者以量子原理来说，如果被篡改，那这个信息就无效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潘建伟：比如你给我发邮件，这个邮件不只是通过一条线传送，这是一个网络，如果这一条线路被别人给挖断的话，我就从另外一条路走过来了，所以我们这套系统，有一个警示的作用。你这边路如果有人在窃听了，它会告诉你这里的信息不能用，然后信息就从另外一条路过去了。所以可以非常方便地避免别人对网络的、对你的信息的监控。但是有一条得必须得保证，如果整个网络都被别人掌握了，那你就整个国家都被别人控制了，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一个基本的通信安全前提。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
总工程师林鸣
如果说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和量子通信科技，为我们架设起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通信坦途，那么被英国媒体誉为“现代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则实打实地跨海连接三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一环。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全长超过50公里，被称作中国桥梁建筑史上技术最复杂、环保要求最高、建设标准最高的“超级工程”。其中，岛隧工程是大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回忆起立项之时，林鸣说：当时中国在外海沉管领域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最初，林鸣一直希望能够找国际一流的公司，合作完成沉管隧道的建设，结果却大出预料。
吴小莉：您去了欧洲的一家顶级公司商讨，结果人家开了1.5亿欧元咨询费？
林鸣：是最好的公司。对，仅仅是咨询费，还不包括核心技术转让，只是提供咨询服务。
吴小莉：据说您后来还是商量了一下，说如果给三亿人民币，可以帮忙做什么？结果对方怎么说？
林鸣：对方说给你唱首祈祷歌，真的，他说我给你唱首祈祷歌。最后对方讲，如果你现在跟我签这个合同，9亿人民币，如果你回头再来找我签这个合同，他说1.3亿欧元，没有商量，最后就是这样地结束了谈判。后来我们中交集团，下决心嘛，回去开会、汇报，太贵了，太贵了。当时我们的周纪昌董事长问我，他说：林鸣，怎么办？我们自己研究行不行啊？我说行，自己研究，自己解决。我们花两个亿人民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两座面积各十万平方米的人工岛,是岛隧工程的关键工程。120个巨型钢圆筒，每个直径22米，截面相当于一个篮球场，最高达50多米，差不多是18层楼的高度，单体的重量约550吨，每在海里打下一个钢圆筒，其重量就相当于钉下了一架空客A380。
林鸣说，每一步的推进都是未知、都有风险。借助卫星定位、雷达系统，解决了运输过程中巨型钢圆筒遮挡视线的安全问题；经过多次分析评估，利用四个重达200吨的锚，固定住单艘10万吨的船，解决货船停泊问题。120个巨型钢圆筒的制作、运输和振沉，每一个环节都是中国工程师从未有过的尝试。林鸣感慨地说道，用“大型钢圆筒围岛”的快速筑岛方法，取代传统的抛石填海作业方式，这其中要科学技术，也要一颗敬畏自然的心。
人工岛建设模拟图
海底沉管隧道的建设，是岛隧工程另一个关键性项目。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共用33节沉管，每个沉管重约8万吨，这些沉管采用“工厂法”预先制成，为此，大桥的建设者们仅仅用了14个月的时间，便在外海的荒岛上，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沉管预制厂，并且创下了浇筑百万方混凝土，无一裂缝的世界奇迹。
把跟航母一样重的沉管浮运到施工的现场，并且准确地沉放到海底50米深、已经铺好的基床上，而且还要与前一个沉管实施精准对接，其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从第1节到第33节的沉管，每一节的安装，都有自己的故事：第10节的沉管安装之后，实测偏差超过预计，工程停滞100余天，终于明晰是海水、淡水的二重结构导致；第15节沉管的安装用时5个多月，三次浮运，两次回拖，终于攻克回淤难题。
吴小莉：我们最终接头安装的时候，你为了要试验最终接头还专门去了荷兰。荷兰那家公司为此还升起了中国国旗，据说是他们第二次升起他国的国旗。
林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关系不好，我们打了五年嘴仗，因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认为不行，都说No,No,No。
吴小莉：就是我们的创新，他们都说不行？
林鸣：我们太没有经验了，第一次做，人家也不知道你行还是不行，非常谨慎。因为港方要求很严的，不能通融，所以一定要得到他们的签认，我们才能用那批图。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反复改了很多遍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提问题，去一次又给你提几十个问题，不停地提。最后没图，工程就停了，我着急啊，当时跑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借了一个会议室跟他们开会，开了两小时，他就跟我讲，要去吃饭，走了。我们一大帮人开车从珠海，那么忙的情况下，跑到香格里拉和他开会，他开了两小时走了。我们感到很有压力，在这样一种关系下，我们共同生存了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还非常生气，后来对方非常盛情，一定要请我来看看，派人反复邀请。那我想意思意思吧，我就去了。去了发现对方很真诚，真的很真诚，高层领导、高管都来了。
林鸣：我本来不打算和他们做什么交流，但后来他们感动我了，从那一刻真的改变自己，我认为要开放、要交流，尤其像工程领域、技术领域。因为我们站在人家的肩上，人家也要站在我们的肩上，这个社会才发展得更好，那一刻我改变了。那以后我真的是，我对所有人都开放，希望他们来参观，来看看。
你像我们现在，填补了外海沉管隧道的空白，在世界范围而言，中交集团在沉管隧道的领域上，用国外非常权威的专家的话来说，中国从一个沉管隧道的相对小的国家，因为这个工程的建成，变成了世界的领军国家之一。这些东西，都使中交集团得到提升，包括像项目的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合作、开放等等。还有思想和人才交流，我们都是受益匪浅。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
2020年10月09日首播的：
凤凰卫视《问答神州》特别节目
《逆风丹心，中国“智”造》上集
编导：孟涵
摄影摄像：孟涵、马马晋
魏德:美国制裁越来越随意,中企反击之战怎么打
【采访/观察者网张广凯】
蚂蚁集团上市之路，出人意料的艰难。在中国官方突然叫停之前，实际上早在10月初，就有消息称，白宫内部已经讨论了将其加入实体清单的可能性。
但与蚂蚁已经几乎垄断国内市场，中国基于现实的风险防控因素进行审慎管理不同，蚂蚁目前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还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早早发出制裁威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
美国制裁中兴、华为，理由是它们违规同伊朗做生意，试图打一场事实层面的战争。美国制裁TikTok，因为它占领了美国市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这两点在蚂蚁身上都不满足。你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也没有威胁美国市场，仅仅是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就可能遭受美国制裁？
而蚂蚁上市计划暂缓后，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也搁置了将蚂蚁集团列入黑名单的计划。据其中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导致特朗普搁置该计划的因素包括不想在大选前跟华尔街对抗，以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
然而中美之间的博弈并不会随大选而落幕。美国政府为什么可以越来越随意地挥动制裁大棒？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反击？观察者网专访了高博金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律师魏德（WadeWeems）。高博金律师事务所曾代表福建晋华等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制裁。
高博金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律师魏德
观察者网：彭博社报道称，白宫最近讨论了蚂蚁集团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其实蚂蚁集团目前在美国的业务非常少，即使制裁发生，对它的影响有多大？
魏德：现在制裁还没有发生，因此我们也不知道所谓的白宫讨论，到底涉及了哪些可能的理由。不过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蚂蚁金服可能会被加入实体清单。
被加入实体清单，意味着企业将不能够获得任何以美国为来源的出口，包括美国生产的产品、美国的科技、美国的软件等等。而且清单的限制范围是广泛的，不仅仅是直接销售，经由其它国家的二次、三次销售它一样要管。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产品、软件、技术，都不能够被转移给清单上的任何一个实体。
所以蚂蚁虽然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比较小，但它只要用到了美国的产品，就会受到影响。蚂蚁依赖美国产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将会决定美国潜在禁令的影响程度。
观察者网：美国潜在制裁的理由是蚂蚁集团可能垄断全球数字支付体系，掌握美国金融信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既然蚂蚁集团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还几乎为零，上述指控是不是过于牵强、随意？有什么法律依据呢？
魏德：采用实体清单这种工具，对美国政府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相对来讲，将外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的标准比较低，不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对于威胁国家安全的认定，行政机关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
有时候美国政府做出一个制裁决定，也不一定只从制裁的经济效果来考虑。有时候美国政府知道一些被制裁企业可能并不那么依赖于美国的出口产品，但仍然要做出一个放到实体清单上的决定，因为这会产生一些象征性的意义。
比如最近美国也曾把新疆的若干家企业放到实体清单上。有一些新疆企业，比如说普通的纺织企业，和美国并没有多么密切的往来，也不依赖于美国的原料和设备。它们被放到实体清单上，实际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美国政府还依然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些政治立场。
只有当蚂蚁真的被放到实体清单上，我们才能看到美国政府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是“可能垄断全球支付体系”这样的理由的话，会是比较新颖的。
观察者网：其实近期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已经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蚂蚁集团并不是孤例？
魏德：我们也认为，最近几年来美国的贸易制裁有了一些新的趋势。第一种情况是，美国政府在施展贸易制裁的时候，把过去已有工具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比如我们刚刚说的国家安全问题。
福建晋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将福建晋华加入实体清单的时候，一段时间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晋华原本和美光有知识产权纠纷，被美光起诉窃取商业秘密。所以我们只能理解为，窃取商业秘密可能也和国家安全是有关系的。现在，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似乎是越来越宽泛了，有关机关可以较为宽泛地把很多东西都定义成危害国家安全。如果真像你所说，垄断全球支付体系也算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也是比较新颖的定义。
另外，美国也开发出了一些新的贸易制裁手段和工具。比如说用人权作为理由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是以前很罕见的，现在才开始大量出现的理由。
观察者网：确实像您所说，在国家安全的定义上，美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它认为窃取商业秘密是威胁了我的国家安全，就可以把你加入实体清单。那么这个行政上的自由裁量权，会不会受到司法系统制约呢？法院能不能判定政府的裁量是错误的，从而叫停制裁？
魏德：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美国，管制贸易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国会的。国会把其中一部分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这特别表现在跟外国打交道的领域上，比如对外贸易、外交事务等等。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权力，就是被国会授予到了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内，主要有两个机构在行使这项权力。一个是商务部，它主要负责货物的流动，也就是跟商品出口有关的事项。另外一部分权力属于财政部，它负责实施经济制裁。在这两项事务上，它们都有来自国会的授权。在这些授权下，它们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司法审查。
不受司法审查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说，它们每一个决定的事实部分，或者说决定的实体部分，一般是不受法院审查的。比如说一个公司想要直接去挑战一个行政机关的决定，说它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它的理论根基是错误的，这些是比较困难的，法院一般都不予听取。这些决定本身，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法院无法干涉。
在什么情况下，法院可以听取对美国行政机关的诉讼呢？主要是存在程序性问题的时候。比如在案件的处理机制上，政府应该召开听证会，允许我提交某些证据材料，或者在某一些程序上，应该给出合理的通知，让我有答辩机会。如果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要求救济。这是一般的情况。
当然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并不能直接攻击这个决定本身，但是如果这个决定造成的附带后果，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法院也可以介入。
一旦行政机关把国会给它的权力过度扩张，就可能和美国法律的其它要求发生冲突。微信和TikTok的有关诉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诉讼中，相关企业不能说美国政府决定制裁它们的理由是错的，但是它们可以提出，基于政府所主张的理由所做的制裁，会导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受到过分的侵害。因此法院就要做出裁量，政府是不是可以施加这个制裁。
另外还有一些可行的方法，比如在涉及到人权的制裁上，美国政府对企业进行指控的基础，往往只是一些NGO提出的报告。这些企业就可以去攻击报告本身，被美国政府用作根据的报告，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企业要求出具这个报告的NGO，去改变报告的内容，澄清说具体的某一家企业其实没有问题。
观察者网：高博金也曾经帮助过晋华对制裁进行上诉，在这类案件中，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魏德：一般来讲，当企业遭到美国制裁，我们可以先尝试跟美国政府进行一些沟通，理解它们制裁的真实目的，再寻求改变对方决定的办法。
当然，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现在中国企业想要在华盛顿寻求这样的对话，对方是不太有兴趣的。这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美国政府施加制裁的时候，目的只是要去改变外国企业的某些让美国不喜欢的做法。它把制裁当做一个筹码，要跟你谈判，说我不喜欢你的某些做法，如果无法改变，我就要制裁你。这时企业就有机会去跟美国有关部门讨论，怎么做才能打消美国对于国家安全或者其它方面的顾虑。
一个例子就是中兴通讯。美国把中兴列入实体清单，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中兴坐到谈判桌上，解决它在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刑事和民事诉讼。当中兴开始在官司中妥协时，就被从实体清单上被移除了。
这是长期以来，实体清单最常规的使用方法，美国政府实施制裁，是为了跟其它部门协同合作，迫使美国执法行动中涉及的外国企业去谈判，去和解。
尤其是2018年，美国司法部出台了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成为工作重点。美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跟其它部门进行配合。
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这个谈判过程是不存在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的谈判请求，基本不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被制裁之后该怎么办呢？它必须要想方设法地让美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办法是来打一场诉讼，在诉讼这个场域下，政府是必须要回应的。这样一来双方也变换了交战的场地，有了一个更好的博弈平台。这是一个基本策略。
观察者网：还是以晋华为例，美光对晋华的窃取商业秘密指控是否站得住脚？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性目的，是把中国整个国家作为打压目标？
魏德：政治层面，我没法评论。但福建晋华的案子，也能够彰显出一个趋势：在面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企业不能够孤立地把它作为一个知识产权问题来看待，而应该考虑这样的纠纷是否会引发一系列可能的市场方面的风险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或者是反垄断，甚至国家安全。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有前瞻性的预估，需要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应对策略。
观察者网：哪些类型的中国企业更容易遭到美国的制裁？
第二个方面，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理由，美国政府采取的制裁或者管制手段是不同的。公司还应该考虑，在自己所处的高风险行业，美国政府一般会采取的制裁手段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一旦遭到制裁，自己受到的威胁有多大。刚才也说到，有一些企业，它跟美国可能来往相对少，它依赖美国出口产品的程度相对少。美国把它放进实体清单，可能对它影响并不大。如果你对美国的依赖性比较大，这个风险就相对更大。
观察者网：那么高风险企业有什么比较好的防范措施？
魏德：首先，如果你自己的风险点是无法控制、无法避免的，那么就应该对自己所承受的风险有所准备。你要对整个公司内部的流程运作，上下游的供应链，支付款的走向都通盘考虑，怎样进行一些重组，将美国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二，除了预防之外，你也应该提前准备一套遭到制裁后的应对性措施。不能等到这把悬着的剑掉在你头上了，你才开始应对。你需要提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或者相对激进的做法，而不是遵循老一套的规矩，去寻求和美国政府谈判。现在直接去谈判，只能是浪费大量的时间，取不到什么收益。
如果打一个军事上的比方，你的应对不能够只是正面出击，而是要迂回包抄。就像刚才讨论的诉讼战略，不攻击决定本身，而是去攻击对方做出决定的基本依据，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
要做到这些，需要对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式有想当的了解，了解不同政府机关的协同机制，以及它的弱点，找到合适的侧翼来进行攻击。
观察者网：美国大选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拜登获胜，对中国的态度会相对温和吗？中国企业越来越多遭遇贸易制裁的长期趋势，是否仍然不会改变？
魏德：政治上的事情很难预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是他少有的得到国会两党共同支持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不管是谁当选，对中国的执法政策，在大选后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也许在具体的执法细节上会有一些变化，但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跟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的中国政策。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手段，来制裁美国企业。在晋华的案子里，晋华还向中国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禁止美光相关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对美国产品还是比较依赖的，实行对等反击是否明智？
魏德：确实，仿佛镜像反应一样，美国采取的很多做法，在中国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包括出口管制法的实施，显然都是跟美国相似的。
任何制裁也好，出口管制的也好，肯定都是双刃剑，会对制裁方也有损害。对美国来讲也是如此，每次把任何一个外国企业纳入到实体清单，都会在本国产生不利的效果，都会让美国供货商承担损失。
所以说，每一次的制裁决定都是一个计算，要权衡这一政策在海外达成的效果，以及在国内造成的损失。我们自然也无法替中国政府计算，猜测政府是如何计算这些损失的，但相信政府一定考虑到了相应的后果。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大家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使得双方能够互相合作、避免损失。
OK，关于tiktok背后中美博弈和沃尔玛将和微软合作竞购TikTok,这代表着什么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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